明代圣贤王阳明

王阳明（1472年10月31日-1529年1月9日），幼名云，字伯安，汉族，浙江绍兴府余姚县（今属宁波余姚）人，是我国明代著名的哲学家、思想家、政治家和军事家。

王阳明在20岁时步入仕途，历任刑部主事、贵州龙场驿丞、庐陵知县、右佥都御史、南赣巡抚、两广总督等职，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书、都察院左都御史。54岁时，王阳明辞官回乡讲学，创建书院，宣讲“王学”。嘉靖七年（公元1529年），王阳明病逝于江西南安府，谥号文成，后又追封为新建侯。

王阳明（心学集大成者）与孔子（儒学创始人）、孟子（儒学集大成者）、朱熹（理学集大成者）并称为孔、孟、朱、王。他的学说思想王学（阳明学），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，传至中国、日本、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。著有《王阳明全集》、《传习录》、《大学问》流传。

王阳明生于明朝中期，此时政治腐败、社会动荡、学术颓败，阳明子试图力挽狂澜，拯救人心，乃弘扬“身心之学”，倡良知之教，修万物一体之仁。

王阳明不仅是宋明心学的集大成者，一生事功也是赫赫有名，故称之为“真三不朽”（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再次有立言，虽久不废，此之谓三不朽。

人物生平

据文献记载，王阳明生有异质，卓然不凡。在他诞生之前，祖母梦见天神衣绯玉，云中鼓吹，抱一赤子，从天而降，祖父遂为他取名为“云”，并名其居为“瑞云楼”。出生后，5岁仍不会说话，但已默记祖父所读过的书。有一高僧过其家，摸着他的头说“好个孩儿，可惜道破。”祖父根据《论语·卫灵公》所云“知及之，仁不能守之，虽得之，必失之”，为他改名为“守仁”，随后他就开口说话了。^[2]

年少时期

十二岁时，王阳明正式就读师塾。十三岁，母亲郑氏去世，幼年失恃，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挫折。但他志存高远，心思不同常人。一次与塾师先生讨论何为天下最要紧之事，他就不同凡俗，认为“科举并非第一等要紧事”，天下最要紧的是读书做一个圣贤的人。当时国家朝政腐败，义军四起。英宗正统年间，英宗被蒙古瓦剌部所俘，朝廷赔款求和。这件事情在王阳明幼小的心中投下了巨大的阴影。他发誓一定要学好兵法，为国效忠。十五岁时就屡次上书皇帝，献策平定农民起义，未果。同年，他出游居庸关、山海关一月之久，纵观塞外，那时已经有经略四方之志。

与诸氏成婚

十七岁时，他到南昌与诸养和之女诸氏成婚，可在结婚的当天，大家都找不到他。原来这天他闲逛中遇见一道士在那里打坐，他就向道士请教，道士给他讲了一回养生术，他便与道士相对静坐忘归，直到第二天岳父才把他唤回去。十八岁时，与夫人诸氏归余姚，船过广信，王阳明拜谒娄谅。娄谅向他讲授“格物致知”之学，王阳明甚喜。之后他遍读朱熹的著作，思考宋儒所谓“物有表里精粗，一草一木皆具至理”的学说。为了实践朱熹的“格物致知”，有一次他下决心穷竹之理，“格”了七天七夜的竹子，什么都没有发现，人却因此病倒。从此，王阳明对“格物”学说产生了极大的怀疑，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“守仁格竹”。

步入仕途

二十岁时，王守仁第一次参加乡试，中举人，之后的他更加适才讨论军事，并且善于射箭。然而，二十二岁时考进士不中，内阁首辅李东阳对其笑道：“你这次不中，来科必中状元，试作来科状元赋。”王阳明悬笔立就，朝中诸老惊为天才。嫉妒者议论说，这个年轻人若中了上第，必然目中无人。二十五岁再考时被忌者所压，又未考中。同学中有人以不中举为耻者，他笑道：“汝以不得第为耻，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。

被贬劝学

弘治十二年，二十八岁的他参加礼部会试，因考试出色，举南宫第二人，赐二甲进士第七人，观政工部。出使治葬前威宁伯王越，还朝后上奏谈论西北边疆防备等八件事情，随后授刑部主事，在江北等地决断囚狱，随后因病请求归乡。久之，起用授兵部主事。明武宗正德元年(1506年)冬，宦官刘瑾擅政，并逮捕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。王守仁上疏论救，而触怒刘瑾，被施廷杖四十，谪贬至贵州龙场(贵阳西北七十里，修文县治)当龙场驿驿丞。他来到中国西南山区，龙场万山丛勃，苗、僚杂居。王守仁亲自劝导当地民众学习，受到民众爱戴。在这个时期，他对《大学》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悟。王守仁认为，心是万事万物的根本，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心的产物，认识到“圣人之道，吾性自足，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”。他在这段时期写了“教条示龙场诸生”，史称龙场悟道。

平定江西

正德十一年（1516年）八月，兵部尚书王琼对王守仁的才能十分赏识，在王琼的推荐下，王守仁被擢为右佥都御史，巡抚南、赣。当时，南中地带盗贼蜂拥四起。谢志山占领横水、左溪、桶冈，池仲容占领浰头头，各自称王，与大庾的陈曰能、乐昌的高快马、郴州的龚福全等遥相呼应，攻占、剽掠各处府县。而福建大帽山的盗贼詹师富等又起兵。前任巡抚文森托病去职。谢志山联合乐昌的盗贼夺取大庾，进攻南康、赣州，赣县主簿战死。守仁到任后，知道官府中有不少人是盗贼的耳目，于是年老而狡黠的仆役，仆役浑身哆嗦不敢隐瞒，如实坦白。守仁赦免了他们的罪过，让他们侦探叛军的情报，守仁因此掌握了盗贼的动静。随后他传檄福建、广东会兵一处，首先讨伐大帽山的盗贼。

正德十二年（1517年）正月，王守仁亲自率领精锐在上杭屯兵，假装撤退，出敌不意进攻，连破四十余寨，斩杀、俘获七千多人。他向朝廷上疏称，权力太小，无法命令将士。王琼上奏，给了王守仁旗牌，可以便宜从事。七月，进兵大庾。十月，克左溪、横水，破巢八十四，斩杀、俘获六千多人。战毕，在横水设置崇义县。随后师还赣州，讨伐利头的盗贼，斩杀两千多人。王守仁率领书生和偏裨，荡平为患数十年的盗贼，附近的人都惊呼守仁是神。

镇压叛乱

正德十四年（1519年），宁王朱宸濠发动叛乱。王守仁平定盗贼后兵符已上交兵部，手中无兵。在江西境内的朝廷官吏都来帮助守仁，又在袁州（今江西宜春）聚集各府县士兵，征调军粮、制造兵械船只。假装传檄各地至江西勤王，在南昌到处张贴假檄迷惑宸濠。为争取时间集结军队，写蜡书让朱宸濠的伪相李士实、刘养正劝宸濠发兵攻打南京，又故意泄露给宸濠。此时，李、刘二人果然劝宸濠进兵南京，宸濠大疑，按兵不动。过了十多天，勤王兵未至，宸濠发觉被骗，带兵攻下九江、南康。宸濠攻打安庆受挫，此时守仁大军已集结完毕。宸濠精锐都前往安庆，留守南昌的兵力空虚，守仁率兵攻打南昌，宸濠回兵救南昌。最终双方在鄱阳湖决战，经过三天的激战，宁王战败被俘，宁王叛乱历时35天后宣告结束。

总督两广

嘉靖六年（1527年），思恩、田州的民族首领卢苏、王受造反。总督姚镆不能平定，于是下诏让守仁以原先的官职兼左都御史，总督两广兼巡抚。黄绾借此机会上书争辩守仁的功绩，请赐给他铁券和岁禄，并叙录平定宁王叛乱功臣，世宗都答应。十二月，守仁军至思恩，卢苏、王受早就听闻了守仁平定盗贼和叛乱，十分害怕，投降了守仁。

嘉靖七年（1528年）二月，王守仁率湖广兵抵达南宁，而卢苏、王受刚归降，愿意立功自赎。王守仁于是派遣大臣商议，并命湖广佥事汪溱、广西副使翁素、佥事吴天挺及参将张经、都指挥谢佩监湖广土兵，袭剿断藤峡叛军。此后仍然总督分永顺兵进剿牛肠等寨，保靖兵进剿六寺等寨，约好以四月初二各至抵达地点。

当时，叛军听闻明军檄湖广土兵抵达，均逃匿深险之中；又听闻卢苏、王受归降，王守仁进驻南宁，故以为王守仁以散遣诸兵布阵，于是防备弛缓。至此，湖广兵皆偃旗卧鼓驰马抵达，与明军一同突进，四面夹击。叛军大败，于是退守保仙女大山，据险结寨。官军攀木缘崖仰攻，并随后连连攻破油榨、石壁、大陂等地，直击断藤峡。随后王守仁密檄诸将移兵剿仙台等贼，分永顺兵、保靖兵各自进剿，约定在五月十三日抵达巢穴。叛军退守永安力山，仍然被王守仁围困的大军打败，溃军为副将沈希仪斩杀。至此，断藤峡叛军几乎全尽。

创建书院

王守仁于54岁时，辞官回乡讲学，在绍兴、余姚一带创建书院，宣讲“王学”。嘉靖六年(1527)复被派总督两广军事，临行前，在天泉桥留心学四句教法：

无善无恶心之体，有善有恶意之动。知善知恶是良知，为善去恶是格物。

平乱后，后因肺病加疾，上疏乞归，1528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卯时(1529年1月9日8时)于肺炎病逝于江西南安府大庚县青龙港(今江西省大余县境内)舟中。临终之际，弟子问他有何遗言，他说：“光明此心，亦复何言!”卒后，朝廷予谥文成，赠光禄大夫、柱国、新建伯，隆庆时追封侯爵，称新建侯。万历十二年从祀于孔庙。

个人成就

王守仁是我国宋明时期心学集大成者与心教者。他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，用以对抗程朱学派。他说：“无善无恶心之体，有善有恶意之动，知善知恶是良知，为善去恶是格物。”并以此作为讲学的宗旨。他断言：“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”，否认心外有理、有事，有物。认为为学“惟学得其心”，“譬之植焉，心其根也。学也者，其培壅之者也，灌溉之者也，扶植而删锄之者也，无非有事于根焉而已。”要求用这种反求内心的修养方法，以达到所谓“万物一体”的境界。他的“知行合一”和“知行并进”说，旨在反对宋儒如程颐等“知先后行”以及各种割裂知行关系的说法。他论儿童教育，反对“鞭挞绳缚，若待拘囚”，主张“必使其趋向鼓舞，中心喜悦”以达到“自然日长日化”。他的学说以“反传统”的姿态出现，在明代中期以后，形成了阳明学派，影响很大。他广收门徒，遍及各地。死后，“王学”虽分成几个流派，但同出一宗，各见其长。他的哲学思想，远播海外，特别对日本学术界以很大的影响。日本大将东乡平八郎就有一块“一生伏首拜阳明”的腰牌。他的弟子与心学影响了很多人：徐阶，张居正，海瑞，陶行知等，名扬海外！王守仁不只是哲学家、教育家，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。他非常热爱故乡的山山水水，回故乡时，常游览名胜古迹，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。

心学四诀：

无善无恶心之体，

有善有恶意之动。

知善知恶是良知，

为善去恶是格物。

思想主张

心外无理

王守仁秉承陆九渊的学说，使陆的思想得以发扬光大，因此他们被称为“陆王学派”。陆九渊从“心即理”说出发，认为格物的下手处，就是体认本心。王守仁并不满意陆九渊的解释，他说：陆象山之学，“其学问思辨，致知格物之语，虽亦未免沿袭之累”。

王守仁反对程颐、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“至理”的“格物致知”方法，因为事理无穷无尽，格之则未免烦累，故提倡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“理”，认为“理”全在人“心”，“理”化生宇宙天地万物，人秉其秀气，故人心自秉其精要。

正如陆九渊所言“心接具是理，心即理也”，何消外求？故明“本心”则明“天理”。故王守仁强调：“心一而已，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，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，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。不可以心外求仁，不可外心以求义，独可外心以求理乎？外心以求理，此知行之所以二也；求理于吾心，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。”

知行合一

在知与行的关系上，王守仁从“天地万物本吾一体”出发，他反对朱熹的“先知后行”之说。王守仁认为既然知道这个道理，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。如果只是自称为知道，而不去实行，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道，真正的知识是离不开实践的。比如，当知道孝顺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就已经对父母非常的孝顺和关心；知道仁爱的时候，就已经采用仁爱的方式对待周围的朋友，真正的知行合一在于确实的按照所知在行动，知和行是同时发生的。他的目的在于“发动处有不善，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，需要彻根彻底，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”。

对于朱熹的“先知后行”等分裂知与行的理论，王守仁在他学生编著的《传习录》中是这样理解的，古代的圣贤在看到很多人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知上，而忽略了行，认为这样下去会造成浮夸的风气，于是开始强调要知，更要行，而后世的人就理解为要先知而后行，这就错误的理解了圣贤的意思。北京交通大学、东北大学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把它作为校训的一部分。

致良知

王守仁经历过百死千难的人生体验，在五十岁时提出犹如画龙点睛般的学说宗旨“致良知”：“某于此良知之说，从百死千难中得来，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，只恐学者得之容易，把作一种光景玩弄，不实落用功，负此知耳！”人性本善，良知现成，但要懂得戒慎恐惧，所谓“慎独”（独处时犹如在大庭广众前，言行、思想均合乎礼仪），“如临深渊、如履薄冰”，没有丝毫不善夹杂，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，”使心灵不受任何染污，这样良知自能百发百中。王阳明解释说：“夫心之本体，即天理也。天理之昭明灵觉，所谓良知也。君子戒惧之功，无时或间（间断），则天理长存，而其昭明灵觉之本体，自无所昏蔽，自无所牵扰，自无所歉馁愧怍，动容周旋而中礼（合乎礼节），从心所欲而不逾（矩），斯乃所谓真洒落矣。是洒落生于天理之常存，天理常存生于戒慎恐惧之无间（间断）。孰谓敬畏之心反为洒落累（牵累）耶？

唯求其是

王阳明倡“君子之学，唯求其是”的“求是”学风，并多有阐发。时至今日，“求是”精神仍然十分重要。浙江大学把它作为校训的一部分。

士农工商

顾炎武《日知录》卷七中提出，“士农工商谓之四民，其说始于管子（管仲）。”王阳明认为士、农、工、商“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，则一而已”，且进一步说明“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，其尽心焉一也。”的观点，他把传统观念中一直被视作“贱业”的工商摆到与士同等的水平。（《节庵公墓表》）王阳明《传习录拾遗》说：“虽经日作买卖，不害其为圣为贤”。此说被称为“新四民论”。

四句教

“四句教”是王阳明晚年对自己哲学思想的全面概括，即“无善无恶心之体，有善有恶意之动，知善知恶是良知，为善去恶是格物”四句。

良知是心之本体，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，是天理，在未发之中，是无善无恶的，也是追求的境界，它是“未发之中”，不可以善恶分，故无善无恶；当人们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，把这种意念加在事物上，这种意念就有了好恶，善恶的差别，他可以说是“已发”，事物就有就有中和不中，即符合天理和不符合天理，中者善，不中者恶；良知虽然无善无恶，但却自在地知善知恶，这是知的本体；一切学问，修养归结到一点，就是要为善去恶，即以良知为标准，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动。

但是有时候人的判断会出现错误，也就是意之动出现了错误，即不能正确地分辨善和恶，把恶当作善，把善当作恶，那么他的良知也会出现错误，从而格物也会误入歧途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

因为此时的心已经被私心和物欲遮蔽了，不是天理，这时就要反诸求己。

努力使自己的心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。

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了，才能有正确的良知，才能正确的格物。

什么是有理，只要格物致知来达到一颗没有私心物欲的心，心中的理其实也就是世间万物的理。

天理不是靠空谈的，是靠格物致知。靠实践，靠自省，即“知行合一”。

心中有天理，无私心，就好比世间有规矩，有规律，有规矩就能丈量世间万物的方与圆。无论有多少方和圆，无论这些方和圆的大小，都能靠格物致知揭破其规律，不然这些规律就是不正确的。天理就在人的心中。

这是王阳明所追求的人生境界，即是“怡神养性以游于造物”，“闲观物态皆生意，静悟天机入穴冥。道在险夷随地乐，心意鱼鸟自流形”的“真乐”或“真吾”状态。这种境界是超凡脱俗，摆脱个人名利毁誉贫富穷达束缚的自由状态。在这种“至乐”境界之中，人与“大化”流行，“逍遥”于“人生山水”之间，实现了社会与自然、理性与感性、美与善相统一，达到了一种活泼泼的怡悦的高度自由的精神境界。

王门四句教阐述了心体、性体和良知在其心学体系中所具有的多重意蕴，指出心、性、理三者的内涵并不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完全等同的，并通过心性“无善无不善”的分析，指出王阳明所说的“至善”是超越道德善恶的不可执之善。最后，通过对本体与工夫之间关系的分析，揭示了四句教所内含的潜在矛盾，指出此矛盾是心学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教育思想

《传习录》分上、中、下三卷，载于《王文成公全书》，为一至三卷，亦有单行本。卷上是王守仁讲学的语录，内容包括他早期讲学时主要讨论的“格物论”、“心即理”，以及有关经学本质与心性问题；卷中主要是王守仁写给时人及门生的七封信，实际上是七封论学书，此外还有《社会教条》等。在卷中最有影响的是《答顾东桥书》(又名《答人论学书》)和《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》，着重阐述了“知行合一”和“致良知”理论；卷下一部分是讲学语录，另一部分是《朱子晚年定论》。《朱子晚年定论》包括王守仁写的序和由他辑录的朱熹遗文中三十四条“大悟旧说之非”的自责文字，旨在让朱熹作自我批评与自我否定，证明朱熹晚年确有“返本求真”的“心学”倾向。卷下收录的王守仁讲学语录主要是讨论“良知”与“致良知”的。《传习录》是由王门弟子徐爱和钱德洪等编辑的，它包括了王守仁学说的主要观点，历来被视作阳明学派的“教典”，是研究王守仁教育思想的重要资料。其中的语录是王门弟子分别记录的，编辑者只作了汇编工作，注明哪些条是由谁记录的，未作进一步地整理，因此各条之间没有内在的逻辑联系。7封书信出自王守仁的手笔，是王守仁论学书的代表作，但阅读这些书信时，如果与其他有关论学书信联系起来看，它们更多的反映了王守仁晚年比较成熟的教育思想，但由于编者的取舍，如《稽山书院尊经阁记》、《大学问》等重要著作未予收录其中，它对于了解和研究王守仁的教育思想，明显有不足之感。所以在评介《传习录》一书时，有必要联系《全书》中的其他篇章。

至理名言

1．“破山中贼易，破心中贼难。”

2．“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。”

3．“心即理也。”“心外无理，心外无物，心外无事。”

4．“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；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。”

5．“无善无恶心之体，有善有恶意之动，知善知恶是良知，为善去恶是格物。”（四句教）

6．“你未看此花时，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。你来看此花时，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。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。”

7．“有志于圣人之学者，外孔、孟之训而他求，是舍日月之明，而希光于萤爝之微也，不亦谬乎？”

8．“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，儒、佛、老、庄皆我之用，是之谓大道。二氏自私其身，是之谓小道。”

9．“殃莫大于叨天之功，罪莫大于掩人之善，恶莫深于袭下之能，辱莫重于忘己之耻，四者备而祸全。”

10．“夫学贵得之于心。求之于心而非也，虽其言之出于孔子，不敢以为是也，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？求之于心而是也，虽其言出于庸常，不敢以为非也，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？”

11．“所以为圣者，在纯乎天理，而不在才力也。故虽凡人，而肯为学，使此心纯乎天理，则亦可为圣人。”

12．“天地虽大，但有一念向善，心存良知，虽凡夫俗子，皆可为圣贤。”

政治主张

赏罚分明

主张明“赏罚”以提高统治效力，行德治礼教以预防“犯罪”他认为：赏罚乃“国之大典”，应当受到充分重视和正确地加以使用。而当时“盗贼”日益增多，是由于“招抚”太滥，“招抚”太滥是由于兵力不足，而兵力不足是由于没有很好地实行赏罚，以至于“进而效死，无爵赏之劝；退而奔逃，无诛戮之及”。象这样法令不明，赏罚不信，即使有百万的兵力，也是没有用处的。他还主张“赏不逾时，罚不后事”，认为过时的奖赏，等于没有奖赏，过时的惩罚，等于没有惩罚，都起不到劝善惩恶的作用。这些主张的目的，集中到一点，就是要提高统治效率，以“破山中贼”。

量情法

强调执法要“情法交申”，区别对待他反对“贪功妄杀，玉石不分”。

例如处理“宸濠之乱”的反叛人员时，主张只对主犯处以极刑，至于各“从逆”的人犯，则认为“原情亦非得已，宥之则失于轻，处斩似伤于重”，不如“俯顺舆情”，判处永远充军，使“情法得以两尽”，“以存罪疑惟轻之仁”。在另外一个“告示”中，他甚至宣布对于胁从“作乱”的人，免于追究，“俱准投首免死，给照复业生理”。这样作既使得“谗谀知警，国宪可明”，也显示了朝廷的“仁慈”。这正是他的“绥柔流贼”策略在法律上的具体运用。此外，他还主张适用法律要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，特别是在“地里遥远，政教不及”的边远地区和“小民罔知法度”的情况下，一切“词讼差徭钱粮学校”等事务，都可以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，作权宜的处置：“应申请者申请，应兴革者兴革，务在畜众安民，不必牵制文法”。在“行法以振威”的原则下，他已注意到运用法律的灵活性问题。

重纲纪

求重视“纲纪”，整肃执法之吏，杜绝“法外之诛”他认为“法之不行，自上犯之”。对那些寅缘窃踞官职的豪门势家子弟的不法行为，如居心刻薄，“骚扰道路，仗势而夺功，无劳而冒赏，懈战士之心，兴边戍之怨”的情况，要大力加以整肃，特别是对“戾于法”的执法之吏，应当严格要求。但是他指出，在司法审判中，“刑曹典司狱讼”，事情“繁剧难为”。他们往往受到权贵的拂抑和牵制，以至使得依法断狱之词，“未出于口，而辱已加于身；事未解于倒悬，而机已发于陷阱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要使他们“不挠于理法，不罹于祸败”是很难的。这就尤其要从整肃吏治、严明赏罚入手，消除执行法律的阻碍。他还力主加强监狱管理，杜绝“法外之诛”，指出京师的“提牢厅”，是“天下之狱皆在焉”的重地，负责提牢的官吏，不能不慎重对待，特别对于“桎梏之缓急，扃钥之启闭，寒暑早夜之异防，饥渴疾病之殊养”，甚至于微贱到“箕帚刀锥”、“涤垢除下”的事，无不应当认真注意，以“身亲之”。这样才能既防止“变故不测之虞”，又可免使囚者被“轻弃之于死地”。他还强调，狱中囚犯的再行“犯罪”，并非全是“禁防之不密”，还有促使他们再犯的监管不当的原因。所以只有监狱里做到“令不苛而密”，使囚犯免受“法外之诛”，才能避免“弊兴害作”。

历史评价

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，阳明先生是屈指可数的几位既有“立德”、“立言”，又有“立功”人，其德行、事功，至今仍受到读书人的敬仰，可见其巨大的人格魅力。

《明史》评：终明之世，文臣用兵制胜，未有如守仁（王阳明）者。中国历史上“立德

、立功、立言”都很显著的有两个半人，这两个人是指孔子、王阳明，另半个人是指曾国藩。王阳明的学说深深影响了明代中晚期的官员、学者，后来心学流派一分为七，但“王学”到了清代就落没了，因为竟然还有人将明朝的没落归到王阳明的“心学”上。但“王学”对日本、朝鲜等国的思想界影响极大，现在每年都有一些日本学者前来阳明洞朝圣参拜，日本三岛毅博士的一句诗“龙岗山上一轮月，仰见良知千古光”，东乡平八郎有句名言“一生俯首拜阳明”。只可惜墙内开花墙外香。